迈向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静待美好发生:上海生物医药创新报告

发布日期:2021-06-21 19:26   来源:未知   阅读:

   创建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个大题目,首要的问题,什么是科创中心?目前没有现成答案,但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榜样,学习要基于自身的条件禀赋,而不是简单模仿,齐白石曾告诫其弟子,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简单模仿、削足适履是不行的。先进的东西总是有其普遍性,有一些原则性的特质,或许这就是学习的重点。

  为了获得这样资讯,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生物医药行业的顶级科学家,他们来自科研院所、大型外企、研发外包企业、自主创新企业。这些涵盖了整个生物医药科技创新链条的上下游。他们有大量的海外研发经验,同时他们也是各自所属单位研发主管。创新需要系统性的生态环境

  谈及科技创新,这些专家一致认为这需要一个创新生态的建立。众所周知,生态是个系统性的复杂工程,譬如地球就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天地人万物,阳光雨露空气,缺一不可,但牵一发必动全身,所以创新中心的建立不能以创世纪的方式,用强力一夕而成,必须遵循创新生态的原则,慢慢引导,耐心服务,让它自己长成。

  首先请看科学家们心中的生物医药科创中心的要素,赛诺菲全球副总裁、亚太研发总部总裁江宁军博士是一个具有医学背景的科学家,他认为生物医药创新环境有6个要素:第一,国家对于健康的花费的支出,否则没有市场,没办法鼓励企业创新。中国现在医疗支出每年以25%的速度增长,而美国仅为5%左右。 第二,研发资金的投入,这是生态系统当中最重要的因素,以上海市为例,2013年全市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支出达到700多亿元人民币;第三,人才,上海拥有37所高校,2013年有近18万的高校毕业生,截至2014年有7.5万国外回来的高端的科研人才。第四,研发设备。很多上海的科研机构的设备和美国已经是不相上下。第五,科研外包企业(CRO),上海的CRO原来只有小分子,现在药物研发的整个产业链都打通了,从发现分子,到合成分子,到动物实验,然后到人身上做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临床试验,现在中国的药物研发外包企业已经有能力从头做到尾,并且承担了大量外企的研发任务。第六是转化医学,实验室研发出的药物,最终要转化到人身上产生药效,转化医学需要尽快在人身上进行临床实验,尽快的建立人体样本库,中国有很多的生物样本,以肝癌为例,全世界75%的肝癌病人是在亚洲,50%是在中国。

  CRO企业药明康德的首席运营官杨青认为,上海生物医药创新的生态已经初步成形,基于现在的条件,上海有机会形成一个生物医药科技创新的产业集群。

  杨青与他人在《自然》杂志合著文章专门论述了这一命题,通过11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生物医药创新系统的比较,得出中国在资金、专利、高影响力出版物、全球大学排名、临床研究及人才储备方面名列前茅,与韩国、以色列一起被视为未来型创新者国家。而在这篇文章中,很多指标,直接采用上海的参数。

  杨青的博士学位是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获得的,那里开美国生物科技创业风气之先,所以对于科技创业与风险资金他颇有感悟。他目前就职的药明康德就以提供外包服务的方式参与中小公司的生物医药创新,在创新公司提出目标产物后,由该公司完成所有的后续工作,以此降低创业成本,缩短创新时间,同时药明康德也以提供服务的方式参股创新公司。同时,杨青也提出告诫,国外医药巨头通过前一轮的收缩调整变得更加高效了,改革之后,他们会采用新的研发模式,未来的竞争会非常激烈。

  中信国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国健)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官吴辰冰,拥有丰富的生物新药研发的经验,在几个受访者看来这是未来最为热门研究领域。中信国健现在在研的十几个生物药物,半数就是完全创新的新药。

  在吴辰冰看来,生物医药创新有希望做起来,但有困难和门槛:一是技术,国内生物制药特别是抗体大分子领域基本在仿制,少创新,基础科研匮乏。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关键的技术是掌握在国外企业的手里。 二是目前的监管和政策法规跟不上生物医药的发展,甚至起了抑制作用,需要在监管上要有新的导向,明确的政策法规。从临床实验到上市审批的整个流程,没有考虑企业的生存需要,时间太久。这对新药上市和研发成本都是很大的风险。三,产业的资金缺乏,不是中国没有钱,没有投资者,而是缺少有长期眼光、专注行业的有专业背景投资人。往往一个新药的研发到了开始花大钱的时候资金就出现缺口,不得不中断。中国缺乏有专业眼光的投资人群体,还是大公司买小公司,小公司靠国家扶持。

  他特地强调了风险投资的重要性,以及国家资金的投入的用途。他说,“国外有比较完善的风险投资环境,国内的风投希望把风险降到最低,这不算是真正的风险投资。资金的导向要能指向创新,能代表趋势。这是政府不能替代的,政府资金要做自己的事,不能太讲究回报,不能把自己当成投资人。”

  吴辰冰认为政府的任务是扶持基础研究,“大学院所等研究机构不应该太讲究经济效益,学术界搞好基础研究,药企的创新产业也就自然起来了。要让大学教授安心做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究是很危险的。有了强大扎实的基础研究,我们的制药产业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基础。”

  对于国家资金的使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所长丁奎岭院士更为具体地指出,与其国家投资设立项目,还不如把这些资金交给顶尖的科学家由其自由支配,毕竟国家在具体项目的选择上有盲点,而科学家可以通过行业内专家挑选出来,他认为只要人选对了,科研创新就有希望。同时对于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必须要有明确的、高效的、能够调动科学家积极性的转化方案。

  从以上几位科学家的意见可以看出,上海在引进人才方面,科研机构的配置等方面做得相对到位,但是在新药创新的政策、政府投资和风险资金方面还有不足。政策方面可以学习对象很多,甚至深圳对科技公司的税收制度就可以学习。政府资金在科研创新中的投入,在各个国家都是难点,有一个办法或许也可以借鉴,美国从1970年代出台一项政策,国家资金跟投风险资金,由专业的风险资金甄别项目优劣。

  几位科学家各有不同的表述。吴辰冰认为,企业间的合作、信息传播、人才流动,需要特别注意,“药企一般会扎堆,这是有道理的,在研发很强烈的氛围中,能激发思路,不同公司之间要有交流合作。中国企业往往交流不够,靠一个企业很难做大,外国企业有很多也是从合作到并购才壮大起来的,中国企业不能只埋头自己做,不和外面沟通,这样不具备全球范围的竞争力,中国企业要有充分的合作。”

  江宁军以波士顿和旧金山为例解释了交流和科技氛围,“波士顿这个城市,开车从头走到尾个把小时就够了。在这样一块地方,就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糖尿病研究所、赛诺菲的实验室,科研资源很密集。美国还有一个生物医药创新基地是旧金山,那里有斯坦福大学,有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等好几个医疗先进高校,也是很多医药公司的总部所在地。科学家的交流不是电话会议而是真正的聊天,就是人和人直接交流,相互交换想法,然后回家想一想就想明白了。”

  杨青对此也特别强调,“有一个特别的经验教训,以往的新药研发都是‘垂直整合’的模式,围墙一围,里面所有研发工作都自己做,‘不闻窗外事’;现在最大的变化就从以前孤立的、封闭式研发体系,变成一种开放式、网络状的研发体系,开始大量运用外包和对外的科技合作,研发的重心和主体也逐渐从西方国家向新兴市场倾斜和渗透,这对中国和亚洲的研发都是利好。”

   丁奎岭表示,科学家一定要了解社会的需求,一定要多跟企业交朋友,不接触、不交流,怎么会知道真正需要什么、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

  中山大学的叶林和赵旭铎在题为《科技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来自英国牛津郡的经验》的论文中指出,西方学界发现,科技创新活动并非均匀分散于广大的地理区域,而是明显地呈现出聚集形态、集中地发生于少数地区。香港内部精准9肖王!该文章还指出,这一特征在美国和英国的创新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同时,硅谷的互联网公司虽然彼此竞争很厉害,但都鼓励自己的员工多与对方员工交流。所以,即便在同一座城市中,创新资源也不可过于分散,要能让科学家、投资人能够很便利的交流。

  总而言之,以前述的诸多标准来看,上海浦东的张江药谷发展生物医药的条件得天独厚,全球前十的生物医药公司7家在张江,那里还有药物所、复旦药学院、众多生物科技公司、科技外包服务公司。

  虽然关于张江的生物医药的发展,人们有其他看法,譬如最为出名的墙外开花。一些初创企业依托上海的研发环境,做出成果,然后到江浙完成产业化。人们以此苛责张江的生物医药发展是不公平的,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上海的地贵、环保要求高。其实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出走的企业基本是一些做化学仿制药的企业,创新程度有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如此一来,上海只能走研发创新这条路,而真正的创新产生的价值非一般性的科研所能比拟。譬如,药明康德帮助一家小公司做出一个新药,获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www.37768.com,最后这家小公司以110亿美元的价格被收购。2010年赛诺菲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上海生科院的一项专利。

  此外,生物医药创新的周期很长,不像互联网行业,有爆发点,所以只能慢工出细活,但一旦做起来了,门槛就很高,别人很难模仿。好在上海的生物医药经过这些年的培育,有一批成果已经在孕育中。或许生态建设就像养孩子,耐心的跟在它的后面,悉心呵护,只要你做对的事情,美好就会发生。